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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 史事留痕
摟定寶塔山
華夏經緯網   2021-05-21 11:08:19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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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,雙手摟定寶塔山!R敬之

  30年前,1991年秋冬之交,為給6集電視文化片《長青的五月》撰寫解說詞,我和攝制組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廣州、西安采訪了50多位當時還健在的延安時期老文藝家和他們的家人。其中有30多位參加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,當場聽過毛澤東在座談會上的講話。圍繞延安文藝運動,我們因人而異提了數以百計的問題,了解方方面面的情況。而給每一位被訪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則是共同的:

  “當年,您是怎樣去的延安?”

  七八十年前的中國大地,侵略者在撒播炸彈,獨裁者在作務貧困,老百姓在澆灌血淚。然而這片苦難的土地收獲的卻是覺醒,卻是奮起,卻是對光明執著的義無反顧的向往,和切實的獻身紓難的追求。

  1935年金秋,工農紅軍的鐮刀斧頭旗幟由南而北在中國的腹地畫出一個力的弧度,最后插在了延河岸邊的寶塔山上,無數渴望光明的心便朝著那個聚光點飛去。幾年中,三四萬名青年,包括上千名文藝青年,如浪如潮涌進了陜北如旋如律的峰巒溝壑。蹬皮鞋的、著布履的、穿軍靴的、系草履的腳,年輕的腳,在蒼涼蕭索的黃土地上踏下富有彈性的印痕,揚起像安塞腰鼓隊那樣的煙塵。這足跡從多難的祖國四面八方向延安寶塔聚集,六七年后,又從延安寶塔向解放了的中國四面八方輻射。

  這七八年,何其短暫的歷史瞬間。古老的中華民族獲得了一個嶄新的國家,一代青年獲得了嶄新的自我。

  “延安,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中國革命的京城,它是流通鮮紅的血液到千百條革命道路的心臟!薄澳囊活w火熱的心不向往延安呢?水流萬里歸大海,延安廣闊深邃的山谷容納著洶涌奔流的人的江河!窖影踩ァ且环N豪邁的行動,‘作為延安人’是一種很大的光榮。革命者到了延安就到了家。那是多么歡樂的家啊!边@是老延安、散文家吳伯簫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,從筆底淌出的心曲。早年寫過《夜歌》《畫夢錄》的詩人何其芳,也許說得更為簡潔:“在青年們的嘴里,耳里,想象里,回憶里,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,響著洪亮動人的音調!

  可惜我們在這里只能介紹他們很少的幾位,只能描繪他們最初的幾步。

  李伯釗比紅軍長征還多走一年

  病倒后醫生開的藥方是“稀飯兩碗”

 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的那天,79年前的5月23日,陽光西斜時分,攝影師吳印咸在會議室外的場子上,按下一架老式照相機的快門,給所有與會者留下一個歷史性的定格,一個永遠鮮活著的回憶。這就是那張毛澤東與座談會全體與會者的合影。如煙的歲月已經給這張照片染上了黃土的顏色。照片上的人也大多重歸土地。但照片上,被一種新鮮的思想所活躍、所啟動的青春面容,依然一個個清晰可辨。

  坐在毛澤東、朱德左邊的女戰士叫李伯釗,這位后來成為著名戲劇家和戲劇教育家的女性,1936年底隨會師后的二、四方面紅軍,長征到達陜北,是最早來到這塊土地上的部隊文藝家之一。

  通向延安的路,李伯釗一步一步走了整整兩年,用腳板丈量了半個中國的3萬里河山。她比主力紅軍多走了一年,多走了五六千里。

  1926年,14歲的李伯釗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,由家鄉四川來到上海搞工人運動。被捕、入獄、入黨,隨后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第2期394號學員。和張聞天、王稼祥、鄧小平、王明、蔣經國這些先后同學相比,她是活潑天真的小妹妹,因此有一個親昵的俄文名字:戈麗。在克里姆林宮的墻下,她與楊尚昆相愛、結合。人生的清晨很是瑰麗。

  一年學成回國,來到江西蘇區,參與組建了紅軍第一批文藝團體,創作了紅軍第一批戲劇和舞蹈作品,被《紅色中華報》譽為“蘇維埃文化與工農大眾藝術的開端”。李伯釗既創作又演出,和危拱之、劉月華一道,被稱為蘇區三大“赤色明星”。各地、各部隊邀請他們的信函電報多得難以安排,以致不得不登報“告饒”,請求各地不要再函電頻頻,“以免干擾工作”和“浪費油電”。

  長征路上,李伯釗除了承擔上級分配的各種工作,一直以宣傳隊員的身份活躍在萬水千山。組建宣傳隊,創作、演出節目,穿梭往來于各部隊。和陸定一合作的《紅軍兩大主力會合歌》和《打騎兵舞》《紅軍舞》廣泛流傳,成為反映革命歷史的重要藝術資料,新中國成立后改編進大型音樂舞蹈史詩《東方紅》。

  不久,她和朱德一道被張國燾裹挾,離開了主力紅軍,離開了丈夫,再度南下川康,重又跋涉于草地的沼澤之中。幾次陷入泥淖難于拔身,雖被戰友從死神手里拉出來,卻眼看著許多同志沒頂于草墩子下面的爛泥湯中。李伯釗堅信毛澤東的革命路線,反對分裂主義,被張國燾當作中央紅軍的奸細,開除黨籍。在監督審查的惡劣境遇中,仍然積極參與紅軍宣傳工作,組建了四方面軍劇社。直到二方面軍任弼時、賀龍將她解救出來,又組建起二百多人的文藝訓練班,并且帶著他們三過草地,勝利到達陜北。

  過度的疲勞和饑餓使她倒下了。著名的紅軍大夫傅連暲在診斷后給她開的藥方曠古罕有,竟是“稀飯二碗”。斯諾在《西行漫記》中指出,這樣堅強的女性是可以驚倒世界的。而我們可以說,李伯釗用信念和意志,創造了世界文藝史上的奇跡。

  黨中央在保安為二、四方面軍的勝利歸來召開歡迎晚會。主持者周恩來握著她的手說,“你吃苦了,受委屈了,不過終于勝利歸來了”。她什么也沒有說,只是緊緊揣著手里的紅軍帽。羊群從坡上漫下來,從身邊暖暖走過去。

  晚會上,林伯渠演唱了湖南民歌,徐特立用法語唱《馬賽曲》,張聞天唱英文歌,葉劍英也來了段粵曲,以表示對二、四方面軍的慰問。作為答謝,勝利歸來的任弼時高唱了一首俄羅斯的《霹靂拍》,朱德反穿羊皮大衣跳起了藏族的《雅西亞》舞。當大家為朱老總的精彩表演鼓掌時,老總從幕后拉出了李伯釗,說:“她才是我的師傅呀!”

  于是全場的熱點轉到李伯釗身上。她表演一個又一個紅軍的、蘇軍的、藏族的、苗族的舞蹈,傾吐回到黨中央身邊的歡樂。

  四個人用三國文字悄悄唱起《國際歌》

  丁玲每次都將暗夜的毒矢反彈回去

  幾乎在這同時,丁玲也來到陜北。不過她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條路。她是從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南京、上海,一路搏殺著沖出來的。

  毛澤東和魯迅,現代中國的兩位偉大人物,在1930年代中期分別為丁玲寫過兩首詩詞,記錄了這位女性命運的轉折。

  1931年,丁玲面臨著人生的重大考驗。丈夫胡也頻等六位革命作家在上海龍華被反動當局槍殺。妻子的回答是:申請參加中國共產黨。兩年后,丁玲遭到敵人的秘密綁架,出獄后,人生的路又該怎么走?丁玲的回答是:找黨,千方百計去陜北找黨。暗夜每進逼一次,她便朝光明邁進一步。敵人射過來的槍彈,每次都被她反彈回去。

  聽聽這位對黑暗有痛切感受的女作家對友人的傾訴吧:“你沒有體會到我獨自一人在一群劊子手、白臉狐的魔窟里,在黑暗中一分鐘、一秒鐘、一點一滴地忍受著熬煎?”“我一定要找到黨。如果找不到黨,無法向人民表明心意!

  丁玲被綁架后,曾誤傳被害,整個進步社會的憤怒被點燃了。魯迅極其悲憤地寫下《悼丁君》一詩:“如磐夜氣壓重樓,剪柳春風導九秋,幧龎m清怨絕,可憐無女耀高丘!边@何止是悼念一條生命?那心靈中的深廣憂憤,不啻給死寂的社會奏響了一首哀樂。

  1936年9月,黨中央同意丁玲去陜北。宋慶齡先生送來350元表示祝愿。到達西安后,組織上曾征詢她能不能去法國,運用自己的國際影響,為黨工作一段時間,她謝絕了。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,丁玲寫道,“法國、巴黎、馬賽曲、鐵塔、博物館……這不都是十幾年前我曾經向往過的嗎?可是這時我只有一個心愿,我要到我最親的人那里去,我要投入到母親的懷抱”。

  她住在西安一位德國牙科醫師家中,等候組織的決定。據丁玲的丈夫陳明向我們介紹,有天,美國進步女記者史沫特萊領著剛從陜北歸來的斯諾來看望她。大家熱切地聽著斯諾講述和毛澤東、朱德的會見,講述那塊寶塔紅星照耀下的國土。四個人關上房門,用中、英、德三國文字輕輕地唱起了《國際歌》,緊緊地擁抱在一起。

  去陜北的路上,在洛川停了一天,要在這里下車,策馬前行。丁玲剪短了頭發,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軍衣,和女同伴學習騎馬的要領。以土炕當馬背,跳上跳下,咯咯地笑個不停。第二天,在別人的幫助下剛登上馬背,稍一適應,便在陜北的長風流云追逐下,忍不住勒韁小跑起來。

  1936年10月,在延安西北方向的保安,毛澤東的手和丁玲的手握在了一起。一個月后,紅色蘇維埃第一個大型文藝團體“中國文藝協會”宣告成立,丁玲任總干事長。毛澤東在成立大會上說: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。過去我們都是干武的,現在我們要文武雙全了。

  會后,丁玲即刻奔赴隴東前線。毛澤東特意寫了一首《臨江仙》,用電報發給她。詞云:“壁上紅旗飄落照,西風漫卷孤城。保安人物一時新。洞中開宴會,招待出牢人。纖筆一枝誰與似?三千毛瑟精兵。陣圖開向隴山東。昨日文小姐,今日武將軍!泵珴蓶|用一種全新的色彩描繪了一個全新的丁玲,也描繪了一個與魯迅筆下那個“夜氣如磐”的世界迥然相異的新天地。

  1985年4月,這位已經82歲的文壇前輩,在飽經滄桑之后,由筆者陪同經西安重返延安。時值清明,春風吹綠了延河兩岸的寶塔山、清涼山。她在萬佛洞感慨萬端地吟道:“重上清涼山,酸甜苦辣咸。思來又想去,還是延水甜!甭爜頊\白,卻是何等的舉重若輕。那是有大境界的人才有的大胸襟。

  冼星海坐陳嘉庚送給毛澤東的車到達魯藝

  橋兒溝窯洞里卷起黃河的怒濤

  “星海和我是1937年11月去的延安!1990年代初冬,在浙江醫院的一個病房,冼星海夫人錢韻鈴對我們說。窗外,初冬的西子湖霧色迷蒙,仍有綠意滲化在濡濕的空氣中!拔覀兪窃谌パ影驳穆飞辖Y合的!

  錢韻鈴畢業于上海新華藝專,送母親去武漢時,參加了當地的海星歌詠隊。1937年4月,冼星海到達武漢,參與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三廳的進步文藝工作。他帶領歌詠隊在街頭宣傳,搞火炬游行,教民眾唱抗日救亡歌曲。嗓子唱啞了,便用鋼琴教。有次舉行江心歌詠大會,星海站在船上通宵達旦地指揮。休息時,周恩來走過來與他握手,問:是冼先生嗎?辛苦了。倆人現場促膝聊起天來。又有一次,周恩來問他,頭發這么長了怎么不理?冼答:顧不上呀!周便找來理發員,指著星海說:看,我給你找了個多好的主顧。

  當時星海已經提出要去延安,但田漢不愿讓這位合作者走,便又待了半年。到秋天,他接到朋友的來信和電報,說延安成立了魯迅藝術文學院,邀請他任教。他便找周恩來,要求北上。恩來說:延安很苦噢。星海說:不怕,再苦,也苦不過法國——在法國他幾乎餓死,靠拉提琴沿街乞食。周恩來同意了,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辦了手續。

  這時,志趣相投的冼星海和錢韻鈴已經由相識到相愛,并在7月份訂了婚。10月1號,兩人擺脫特務的跟蹤,在一個小站登上了武漢失守前的最后一班北行列車。一路上日寇飛機追擊轟炸,時走時停。有時還得下車疏散,星海便一手拉著錢韻鈴,一手提著法國老師送給他的提琴,在山野間飛跑。

  到西安后,有人勸他倆不要去延安,并以每月百元的高薪相聘。星海說,這里的抗日救亡歌詠隊,都被國民黨解散了,成了什么世界?我不是錢可以收買的。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,他倆化裝成華僑夫婦,坐著愛國華僑陳嘉庚送給毛澤東的汽車,到達寶塔山下,受到沙可夫、呂驥、林默涵等人的迎接。

  1938年春天,冼星海去延安醫院看望受傷的光未然(張光年)。據光未然后來在北京崇文門寓所給我們介紹,那次他是在山西受傷,部隊用擔架抬了700里來延安的。為了給他拍X光、做手術,延安局部停電。

  這兩位多次合作詞曲的老朋友,而今聚首在寶塔山下,都希望能夠給延安獻上一部新作品。光未然當時正在醞釀寫作長詩《黃河》,便和星海商量,不如重新立意,改成大合唱歌詞。三月末的一個晚上,光未然躺在病床上開始口授,友人筆錄,五天完成了《黃河大合唱》的全部歌詞,立即請來星海聽朗誦。聽完最后一句,星海忽地站起來,一把抓過稿紙說:我有把握把它寫好!

  延安的春天,寒氣襲人。冼星海在屋子里還穿著棉大衣、氈靴,腰里扎根皮帶,心卻在激昂的旋律中飛揚、燃燒。煙嘴斷了,用毛筆桿代用。懷孕已經七個月的錢韻鈴想辦法搞來了一點肉,正在爐火上燉著。小方桌旁擺著一碟同志們送的白糖。星海一邊吃一邊寫,一邊寫一邊唱,不時用手打著節拍。那時延安還沒有鋼琴,有時用提琴奏一段,有時就讓妻子唱。第一曲寫完,星海沖動地站起來吼著“劃喲,沖上前,劃喲,沖上前,哈哈哈哈……”窯洞沉浸在一片昂奮的春意中。

  每天早晨,演劇三隊來人取走新譜好的曲子。根據大家的意見,他曾將《黃河頌》《黃河怨》重寫了一遍。

  1939年4月13日,《黃河大合唱》由抗戰演劇三隊和魯藝聯合公演。李煥之、李鷹航、王元方這幾位以后成為大音樂家的“魯藝人”,都參加了演出。大提琴用煤油桶改制,二胡音箱以炮彈殼作原料。觀眾沸騰了。人群中的毛澤東連聲道“好、好、好!辟呛M臉淚光。

  兩個月后,他們的大女兒冼妮娜在誕生了大合唱的那個窯洞中誕生了。

  47次風險迭出的盤查

  艾青、張仃撲倒在黃土地上

  那天沒有預約就闖進了北京站附近豐收胡同艾青的家。由于天冷,加之受過傷的手時感不適,82歲的艾青很少會客。夫人高瑛有些作難,我們也自感冒昧。不想艾老聽說延安來了人,愿意立即就談,要我們到里屋去。

  1940年,艾青應陶行知先生之邀,帶著厚厚的一疊詩作,從湖南鄉下來到重慶育才學校任教,同時寫作、編輯《文藝陣地》,參加各種社會文化活動。經過郭沫若的介紹,他認識了周恩來,多次去過曾家巖八路軍重慶辦事處。有次周恩來在講話中特地提到“像艾青先生這樣的人,到我們延安可以安心寫作,不愁生活問題!痹娙诵念^掠過一陣暖意,希望能夠到“山那邊去”。

  1941年初,皖南事變爆發,國共關系緊張,為了避免各種麻煩,艾青讓妻子和幾位八路軍家屬搭乘董必武的吉普車先走一步。到了二月,早春的山城已經遍地綠意,他和東北籍畫家張仃、作家羅烽一道啟程北上了。

  他們是蹲過國民黨江蘇反省院獄的難友,很是要好!熬拧ひ话恕笔伦兒筇映霆z中流浪于大江南北的張仃,曾于1938年以抗日藝術隊隊長的身份去過陜北,并留在延安,由毛澤東親自介紹到魯藝工作過一段,后又被派回內地。

  這次,張仃搞到一張綏蒙自治指導委員會長官公署高級參謀的身份證。身材稍高的艾青喬裝為高級參謀,熟悉陜北綏蒙情況的張仃當秘書,羅烽自告奮勇擔任勤務兵。

  出發前周恩來送來1000元盤纏,叮嚀他們要走大路,不要抄小路,免得引起懷疑。萬一被扣,立即電告郭沫若,這邊可以利用《新華日報》平臺,通過輿論揭露當局。

  一行三人登上國民黨中央政府鹽務局的汽車,由重慶顛簸到寶雞,遇上了正在籌款去延安的作家嚴辰夫婦,便將證件上的三人改成五人,結伴同行。先坐火車到耀縣,然后轉乘驢車。一路經過了47次盤查,道不盡的跌宕起伏、風險迭出!扒趧毡绷_烽每到一處,便忙著搬東西、打洗臉水。

  他們來到耀縣城外,天已擦黑。軍警開箱檢查,并用手電直射他們,一個個“驗明正身”。進城剛在旅店睡下,又來收查證件,聲稱要由局長親閱后發還。五人一夜未能合眼,四更便套好驢車,以趕路為由去警察局催要證件。羅烽口氣很是凌厲:“一個證件審了一夜,辦事如此拖沓!我們長官發脾氣了,要向上峰報告!避娋帕,只好告以實情:“局長搓了一夜麻將,我有啥辦法?”趕緊將證件還給了他們。驢車馱著五顆急切的心,消失在曙色之中。

  過了銅川,盤查更緊。還有一些可疑的人要求搭車同行。他們挑選了一位姓牛的國民黨雜牌軍官做伴,以為掩護,從此才稍稍安寧。熟悉之后,這位飽受嫡系部隊歧視的軍官還向他們傾吐對蔣委員長的不滿呢。

  洛川、富縣之間有一片國共交界的開闊地帶。放眼望去,陜北高原一派蕭索,三人看著這塊被雨水山瀑沖刷得千瘡百孔的土地,不由悲從中來——這就是我們的母親,苦難的祖國!地平線上有一個碉堡。再往前,就是邊區了。他們駐足凝視著那個路碑似的碉堡,驀地緘默了。追尋半生的旅人,來到人生的分界線,心頭浮起一種莊嚴。沒有人提議,大家不約而同下車步行,最后一次交驗了證件,便大步跨進了自己的土地。不久,看見了手執紅纓槍的婦女兒童。張仃忍不住撲在黃土地上打滾,高聲唱起了《國際歌》。艾青記不真切自己當時的感受,我們卻想起了他在那個年代的詩句:“經歷了寂寞漫長的冬季/今天,我們想到山巔上去/解散我的衣服,赤裸著/在你的光輝里沐浴我的靈魂!(《給太陽》)

  延安早已收到周恩來的電報,邊境上準備好了武裝護送。他們卻在到達邊區的第一個小鎮時,買了一只雞、一點肉,以慶賀夙愿的實現。

  1941年3月8日,五個人終于來到了寶塔山下,張聞天和凱豐設宴洗塵。艾青被分配到邊區文協,不久又被選為邊區參議員。他還記得,動手收拾新居時,彭真跑過來說:“你要干什么,我手下有一連人,可以幫忙!

  伊文思用中文說“延安!八路!”

  吳印咸在鏡頭里看到了嶄新的天地

  聲名卓著的老攝影家吳印咸是世紀同齡人,1992年我們采訪他時,正好92歲。他拍攝的《白求恩大夫》等許多照片和紀錄片,讓延安歲月在好幾代人心中得以永存。

  老人高大、健朗,整個冬天都在北京小湯山療養——不是因為身體,而是為了工作。住在遠郊可以躲開各種各樣的來訪者,安靜地寫自己的文字,編自己的作品。說到身體,老人不無自豪地拿出一幅威海市全景照告訴我們,這是他當年夏天親自爬上威海市郊的山巔拍的。去年還上了一次泰山哩。

  “要問我怎樣去的延安,”老人帶一點笑意,“和別人不太一樣。我本不想在延安長待,后來卻不想離開邊區了!

  說來話長。1937年上海失守后,電影界的進步人士紛紛轉到內地從事抗日救亡活動。著名的左翼電影家袁牧之、陳波兒、錢筱章在武漢會合了。袁牧之為八路軍深入華北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的愛國精神所激發,產生了拍攝一部紀錄片的想法。只是苦于沒有門路進入敵后根據地,也缺乏必要的電影器材。已經是共產黨員的陳波兒向黨組織匯報了這個設想。

  周恩來非常重視,經與中央商議,親約袁牧之面談。他高瞻遠矚地指出:我們應該有自己的電影。不只是一部紀錄片,而且應由此著手建立起黨的電影事業。大家開始積極籌備起來。最重要的是業務骨干。袁牧之特邀當時在上海的吳印咸來承擔。吳印咸答應了,打算拍完就回滬。同時,從香港買來了16毫米輕便攝影機和少量膠片。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,黨組織能擠出這么一點經費談何容易。

  事有湊巧,世界紀錄片大師伊文思這時也來到中國,拍攝反映全民抗戰的《四萬萬人民》。其中有一段專門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抗日運動。但國民黨當局千方百計阻撓伊文思的敵后之行,幾次據理力爭,仍不予批準。伊文思與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聯系,決定將他使用的35毫米單鏡頭“埃姆”攝影機及一些膠片,贈送給延安的電影工作者,希望他們能夠拍下八路軍和根據地的資料,向國外廣做宣傳。出于安全的考慮,組織決定委托剛到武漢、還未引起當局注意的吳印咸出面接受這批器材。兩人在一個秘密接頭的地點見面了,伊文思將器材交給他時,連連用中國話說:“延安!八路!”

  1938年8月,吳印咸隨袁牧之悄悄離開武漢去了延安。本以為完成片子就能回來,走時連家人也沒有告訴。

  10月1日,根據地的第一部電影《延安與八路軍》在陜西中部軒轅黃帝陵正式開拍。擔任主攝影的吳老在此后一年半的時間里,歷盡千辛萬苦,走遍了陜甘寧邊區和各敵后根據地。他通過高精度的鏡頭看到了一個和內地迥然相異的新天地。他拍下了毛澤東在延河岸邊和老鄉聊天,拍下了進步青年絡繹不絕奔赴陜北、“雙手摟定寶塔山”,拍下了堅持敵后抗戰的八路軍與日寇的殊死肉搏,拍下了行軍夜宿的戰士們為了不驚擾群眾,卸下門板露宿村道……

  一切都見所未見,聞所未聞,一切都和他30多年的國統區生活形成鮮明的反差,一切都集聚為這位嚴肅的藝術家對國家命運和人生追求的深沉思考。這次非比尋常的采訪拍攝,促成了吳印咸重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。他鄭重地交上了入黨申請書,要求長期在根據地待下來。此后,吳印咸成為中國革命攝影和電影事業最早的創建者之一,用大量的作品,給歷史留下珍貴的紀錄。

  (作者:肖云儒,系文化學者、西安交通大學特聘教授)

來源:光明日報

 

責任編輯:虞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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